一封从门缝塞进法院领导办公室的“政府公函”在法律界乃至社会上投了一枚重磅炸弹，震得舆论哗然，议论纷纷。

    重庆农民付强的蛙场被划入了工业园区，在补偿没谈好的情况下，施工者放炮开山，大批蛙在炮声中死去。付强将施工公司告上法庭，一番唇枪舌剑下来，当地法院判决施工公司赔偿30万元，这个数字远远小于付强主张的255万元，也比司法鉴定确定的63万元损失额少。

    索赔数字与法院认定的数字有出入本是诉讼的常事，但是今年6月，付强的律师准备上诉查阅卷宗时，意外地发现了一份当地管委会“发给”法院的公函，要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，并措辞严厉地警告：“如果一审法院不采信我们的意见，而一意孤行或者基于其他原因，硬要依据上述错误鉴定结论作出判决”,将会引发“一二审法院都不希望发生的后果!”

    至此，事件的性质立即由普通的民事纠纷转化为司法遭遇行政干扰，就像放在显微镜下的标本，其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被放大得纤毫毕现，令人顿生触目惊心之感。

    这样一封从门缝塞进法院领导办公室的公函该不该有，它是不是警告，措词妥不妥当，想必读者心中自有公论，根本不用笔者赘言。这里笔者想说的是，即便该公函口气不善，语带火药味，但就最终效果而言，却不是对司法机关的警告（如果它算警告的话），而是对法治的挑战。

    首先，这件公函是对所有关心中国法治建设的人的一个“警告”，或者说“警醒”更准确一些。尽管中国为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已有十余年，出台的法律法规不计其数，各方人士为建设法治付出的艰辛难以衡量，取得的成绩不能不说蔚为大观。但是，一纸公函捅破了那层薄薄的窗户纸，把法律在地方权力干扰面前的无奈和无力揭露得一览无遗，令所有真心拥护法治、爱护法治的人心痛和心寒。

    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值得深思，炮制这份公函的管委会副主任是法律人出身，无论法律水平还是职业经历，于情于理他都本应是司法权威的珍惜者和捍卫者，可惜他却反其道而行之，更加凸显了权力的自我膨胀对法治的侵蚀。

    反过来，整个事件何尝不是对那些视法律和司法为无物的“牛人”的警告。这份“史上最牛公函”一经公开，立刻受到舆论的同声谴责和严厉批评。这说明了什么？它说明，中国社会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法治洗礼，基本的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可，深入人心。民众普遍认识到，法律是全体公民共同意识的体现，是捍卫公民权利的锐利武器，是人人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，在法律的面前没有“土皇帝”，更不容许极少数人以权代法、以权压法、以权欺法。

    最后，这一事件也可以说是对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的鞭策和鼓励。它提醒我们，在公正司法的路途上，除了工作任务重、待遇低等困难，还有人为的权力干扰。虽然困难重重，道路崎岖，但是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不应忘记，依法治国是党既定的基本方略，自己是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，干预司法者纵然一时蛮横，或许还大权在握，但是党心所指，民意所向，大势所趋，法治的进程和司法的权威不是少数人所能抗拒的。

    摘自《人民法院报》